文化的解釋

引用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知識與歷史背景

《文化的解釋》寫於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人類學理論的關鍵時期，當時學科正從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方法轉向更具解釋性的方法。格爾茨受到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和保羅·利科等哲學家的影響，在爪哇、峇里島和摩洛哥進行田野調查時發展了他的方法。

這本書出現在人類學努力解決客觀性、表徵和文化理解本質問題的時期。格爾茨的工作挑戰了主導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傳統，轉而主張一種解釋性方法，承認人類行為本質上具有意義性。

論點陳述

格爾茨認為，文化由人類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構成，人類學應該是一門解釋性科學，專注於理解這些意義，而不是發現普遍法則。人類學家的任務是提供「厚描述」，捕捉文化實踐中蘊含的層次化意義。

核心概念

作為意義之網的文化

文化不是具體實體，而是通過符號形式表達的繼承觀念系統，人們通過這些符號來交流、延續和發展他們對生活的知識和態度。

厚描述

從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那裡借用的方法論方法，涉及對文化現象的詳細、情境化解釋，區分表面行為和其更深層的文化意義。

解釋人類學

一種人類學研究方法，強調理解人們賦予其行為和符號的意義，而不是通過普遍法則或結構來解釋行為。

符號系統

構成文化的符號和意義網絡，包括儀式、神話、藝術和日常實踐，這些對文化參與者具有重要意義。

民族誌權威

人類學家如何合法地解釋和表徵其他文化的問題，認識到跨文化理解的內在挑戰。

文化相對主義

文化實踐和信念應該在其自身語境中被理解，而不是用外部標準來判斷的原則。

章節摘要

第1章：厚描述：走向文化的解釋理論

格爾茨介紹了他著名的「厚描述」概念，概述了他的解釋性人類學方法。他區分了薄描述（僅僅是行為）和厚描述（嵌入意義的行為）。

第2章：文化概念對人的概念的影響

本章探討人類學對文化的理解如何改變了人性概念，反對相對主義和普遍主義的極端。

第3章：文化的成長與心智的進化

格爾茨考察文化發展與人類認知進化之間的關係，論證文化和心智是共同進化的，而不是文化簡單地疊加在固定的人性之上。

第4章：作為文化系統的宗教

格爾茨最具影響力的文章之一，本章將宗教呈現為一個符號系統，既提供現實模型又提供現實的模式，幫助人們理解他們的世界。

第5章：氣質、世界觀與神聖符號的分析

本章分析神聖符號如何整合人們的氣質（他們的道德和美學價值觀）與世界觀（他們對現實的認知理解）。

第6章：儀式與社會變遷：一個爪哇例子

格爾茨提供了對一個出了問題的爪哇葬禮的詳細民族誌分析，展示儀式失敗如何揭示潛在的社會緊張和文化變遷。

第7章：理性的野蠻人：論克勞德·李維-史陀的作品

對結構主義的批判性參與，特別是李維-史陀對神話和親屬關係的方法，論證意義相對於形式結構的重要性。

第8章：人、時間與峇里島的行為

對峇里島人格和時間性概念的民族誌研究，展示文化範疇如何塑造社會互動和個人身份。

第9章：深度遊戲：關於峇里島鬥雞的筆記

或許是格爾茨最著名的民族誌文章，分析峇里島鬥雞作為一個文本，揭示峇里島社會等級和文化意義的深層結構。

批判性分析

方法論創新

格爾茨引入的解釋方法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學實踐，強調情境理解和反思性分析的重要性。

文學轉向

他對文化作為文本和人類學作為解釋的強調，促成了社會科學的「文學轉向」，影響了人類學以外的領域。

對科學實證主義的批判

格爾茨的工作挑戰了人類學中科學模型的主導地位，論證文化解釋區別於自然科學解釋的獨特性。

對當代理論的影響

他的概念影響了後現代人類學、文化研究和解釋社會學，儘管也因潛在的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而受到批評。

局限性

批評者認為格爾茨的方法可能導致文化本質主義，可能低估了權力關係和歷史變遷。

現實世界應用

民族誌研究

格爾茨的方法已成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標準，強調詳細文化解釋和反思性的重要性。

文化分析

他的方法已被應用於包括社會學、政治學和文化研究在內的各個領域，用於分析符號系統和文化意義。

跨文化理解

解釋框架為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心理學方法提供了信息。

教育人類學

格爾茨的方法已被用於理解教育系統作為具有深層符號意義的文化現象。

意義與影響

《文化的解釋》被認為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著作之一。它確立了解釋人類學作為主要理論方法，並影響了符號人類學、文化研究和後現代民族誌的發展。

這本書的影響超越了人類學，延伸到社會學、文學批評和宗教研究等領域。格爾茨的厚描述概念已成為整個社會科學的標準方法論工具。

重要引言

我所支持的文化概念...本質上是一個符號學概念。相信人是懸掛在他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與馬克斯·韋伯一樣，我認為文化就是這些網。

這句話概括了格爾茨對文化作為人類自己創造的意義系統的基本理解。

我們稱為數據的東西實際上是我們對他人構建的構建，關於他們和他們的同胞在做什麼。

在這裡，格爾茨承認人類學知識的解釋性質以及民族誌工作中涉及的多層文化構建。

人類學不是尋求法則的實驗科學，而是尋求意義的解釋科學。

這一陳述清楚地將格爾茨的解釋方法與實證主義社會科學方法區分開來。

結論

《文化的解釋》通過將文化確立為需要解釋而非解釋性分析的符號系統，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學理論和實踐。格爾茨對厚描述和文化意義的強調為人類學家提供了理解人類多樣性的強大工具，同時尊重不同文化系統的複雜性和自主性。

這本書的持久相關性在於其對文化解釋的複雜方法，既避免了粗糙的相對主義，也避免了種族中心主義的普遍主義。隨著人類學繼續努力解決表徵、反思性和跨文化理解的問題，格爾茨的見解仍然是當代理論辯論的核心。

通過將哲學複雜性與民族誌豐富性相結合，《文化的解釋》證明了人類學理解需要實證參與和解釋敏感性，建立了一個繼續影響當今學科的方法論基礎。